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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我走到酒店外面的吸烟区吸完一支。情绪稍稍平缓了一些。回到房间，我理清了一下思路，把“自理标准”拍成照片。

    我先给郑先生打了电话，说了克鲁克关于“生活自理”的要求，然后又说了收到医院的文件，想请他为我参谋参谋。

    他说：“好，你把文件发过来。”

    我对着中文版文件拍了几张照片，发过去，然后写道：

    “对照第二三条，我想请问两个问题，一是克鲁兹以前会处理人际关系吗？二是他的心理承受能力怎么样。你与他是老朋友，请指导我。”

    等待是漫长的。郑先生一直没有回复我。

    半小时后，我又发了一条微信：

    “郑先生，你是否看到了我发的微信消息？”

    等了一个小时，他也没有回复我。

    作为一个文明人，我不能老催吧。要么，他在处理工作、开会、接待客人。要么，他需要时间，想好了才能回复我。

    又过去了一个小时，他仍然没有回复我。

    难道……当时签合同时，他也有所疏忽，没有提醒我，或者他也没有想到这是一件难事。现在，他也为这件事头痛？

    唐曼回来了。她按了按我的门铃。我打开门，她站在门口问道：“你是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？找到了吗？”

    我强作欢颜，笑道：“找到了。”

    “情况越来越好，他能独立上卫生间了。”

    “太好了。”

    “你好像心神不定。”

    我故作潇洒地大笑：“唐医生会看相了？”

    “什么事，能告诉我吗？”

    我摇摇头，说：“真的没什么事，只是胃口不好，也许晚上着了凉，你去吃饭吧，我要休息一下。”

    她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要不要我帮你带些甜点回来？”

    我仍然摇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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